黄永建：全新视角面对社交零售的政策需求

　　《知识经济》2020年5月刊封面文章是关于上市公司财报的主题，焦点其实不在于各大企业的年度表现，而在于直销和电商这两大阵营面对上市这个主题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个显然的结论是：资本的血性是有悖直销文化的，与直销有关的上市公司多因此付出代价；而电商却因资本注入而诞生，并以上市为基本成功的标志。
　　那么问题来了——结合了直销人际推广和电商网络拓展双重基因的社交电商适不适合上市？没有资本的参与做不成电商，上市了又面临直销的政策风险。
　　笔者认为，在社交电商蓬勃发展至此的今天，必须要从政策层面来解决政策本身所带来的行业困扰，不能再让直销行业的监管困局再在社交电商重演一遍了。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交经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分割的最重要新生力量，而直销可以说就是其始作俑者。当全国互联网朋友圈遍布“安利”的时代，再去讨论直销模式合不合理，或者说要不要对这种模式以监管制度的方式加以限制，显然是不符合市场实际的。
　　现在中国直销行业面临的现实是，无论有没有获得直销牌照，企业在模式上可以动的脑筋都差不多，而也确实经不起现行模糊政策所带来的极端拷问。由此造成一个怪相：好不容易凭实力获得牌照的直销企业们经不起市面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没有牌照的企业却随便喊个口号就在市场活得风生水起。这显然不是我们市场监管想要达到的目的。
　　关键是，这个现象正在向着社交电商漫延。无论是微商、会员电商、拼团还是淘店模式，社交电商都普遍借鉴了直销的人际推广和计酬模式，大多以“三级分销”为基础，很多还额外套用了团队领导奖金。甚至，淘宝、京东自己都有推出类似的社交电商子品牌，而其他的大量社交电商也是通过依托淘宝或京东的生态生存的，关系密切。很多社交电商平台创业者都是纯粹的技术流，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更经济、高效的导流模式，根本没想过这里面还会有涉传的风险。就算警觉性比较高的企业，也仅仅是在怎么解释层级上面动动脑筋，或者试图以法人代理的模式来分发佣金，避免风险。
　　但在中国现行涉传相关监管制度之下，这些所有努力都躲不开涉传的嫌疑。虽然上层监管部门屡屡在企业或行业呼吁下透露出市场善意和执法灵活性，但某些基层执法部门却将此当作一条绝佳的创收创绩途径。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本属于非法融资、诈骗的经济案件最终都被定定性为“传销”，原因仅仅是传销案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没有受害者，无需返还查没资金。
　　2019年被网络舆论裹挟下的“百日行动”，以及大量“中医黑”的趁势起哄，让以中医药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大健康产业遭遇史上最大寒冬，背后是多少销售和生产企业的凋零，以及原料供应基地的损失，还有最直接的员工和经销商遣散。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这一切雪上加霜。
　　一边是几乎没有门槛的电商平台群魔乱舞，一边是以上亿资产证明实力的直销企业遭受最严厉监管；
　　一边是国家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推动大健康产业，一边是以根植中医药文化的本土保健品噤若寒蝉；
　　一边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视作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一边是分享经济、社交零售企业随时面临不确定性政策风险。
　　在如今新冠疫情恐造成全球经济崩坏的情况之下，国家紧急推出“六稳”“六保”政策以对冲损失，而最能直接解决就业问题的社交零售行业现在或未来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外事公关。
　　直销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已经中断一年多了，所有相关政策都是更加严厉的监管，很多拿牌直销企业守着上亿固定资产和成百上千的员工无法顺利开展市场，眼看着冻结在建设银行的2000万保证金只能干着急，借钱度日。疫情期间，有其他行业呼吁政府暂时释出保证金来保企业的命，例如很多地方就为旅游企业退还了保证金，但直销行业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客观上也没有可以发声的行业协会。
　　作为中国直销条例“单层次运作”始作俑者的雅芳已经退还了直销牌照，并且因为经营失败被整体收购，这已足以证明“单层次直销”本身就是一个过时的市场笑话。而我们还坚持着对直销行业长期的模糊监管，不但造成了对大健康产业的破坏性打击，同时也为作为趋势的社交电商发展埋下无数隐患。是时候屏除对“直销”这两个字的偏见，用一个全新的监管视角面对和整个分享经济有关的社交零售产业了。